对于本次APEC会议上中国力推的亚太自贸区、“一带一路”、丝路基金、亚投行、高铁出海等一系列战略主张，中外舆论已有很多分析和判断的见解，但鲜有从宏观到微观，再从微观到宏观的深入解读。

    原中央军委办公厅理论秘书、中国决策科学院院长、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海内外企业家交流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家周报》主编管益忻，曾代表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与全球著名智囊机构兰德、盖洛普、罗兰贝格及北大、清华的顶尖级管理大师就企业战略管理诸多问题同台演讲、互动交流，是中国研究企业发展战略的资深经济学家。管益忻还曾为海尔集团、东风（二汽）集团、兖州煤业[-1.23% 资金 研报]、江苏新远东、燕京啤酒[0.58% 资金 研报]集团、四通集团、首汽股份、北京综投、王府井[-1.09% 资金 研报]百货等20多家中国著名企业提供企业发展战略咨询服务。

    最近《华夏时报》特别邀请管益忻就中国正在推进的对外经济战略新布局发表观点，他表示，未来中国的消费与投资的发展，都应该是买全球和卖全球，这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唯一正确的道路。或者说，邓小平提出的中国改革开放战略，正在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不受任何空间、地域的限制。

时代要求

形成跨国新产业链

《华夏时报》：中国在APEC上高调阐述有关建立亚太自贸区的主张和“一带一路”共同发展愿景，有些分析将其解读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中国学界多不同意这种说法。你怎么看？

管益忻：第一，美国当年的马歇尔计划，是在二战结束时欧洲几乎一片萧条的背景之下，美国向欧洲伸出所谓援助之手，其背后实质主要是为了将美国的过剩产能尽快甩给欧洲，并调整自身产业结构。而当今中国的对外投资、对外援助和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本质上与美国当年的马歇尔计划绝对不同。中国的钢铁、水泥等产能输出都适应了对方国家的实际需要。

第二，1947年至1950年那段时期的世界经济格局与当今的世界经济格局大不一样。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在高科技和武器装备方面不如美国，但中国包括制造业在内的整体经济实力已不亚于美国。例如在机器人[1.23% 资金 研报]制造业技术高端上，美日较强，中低端基本属于中国，但问题是中国制造的中低端机器人产品很可能是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必需的产品，绝大多数消费者买不起高端机器人产品，中国的产品则物美价廉。这使得中国至少能够赢得世界上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拥护。这一点也与美国当年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决不相同。

第三，美国当年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是要欧洲国家以付出主权为代价。

第四，从背景看，当前世界经济正面临打造第二代价值链即全球化价值链的新课题，微笑曲线也要向第二代过渡，以形成产业集权。从物流业角度看，在互联网时代，企业产品销售的90%的好口碑来自线下，而非一点鼠标就能获得好口碑。

时代要求形成跨国的新产业链，但比如铁矿石产业大国澳大利亚垄断国际铁矿石价格，产油大国美国通过OPEC控制国际油价定价权，再通过美元汇率影响国际金融市场，这些状况的持续是许多国家都不愿看到的。因此，跨国的新产业链的形成，对于当今任何国家中稍具规模的公司发展而言，都生死攸关。中国倡导的通过区域内经济体从研发、材料供应到制造再到物流的畅通无阻的互利互惠互通的过程，促进区域经济融合，适应了这种需求不断增长的趋势。

《华夏时报》：从提升对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的角度看，中国未来可发挥的作用究竟有多大？

管益忻：首先，过去人们常开玩笑说，如果中国想买什么产品，就一定会买到世界上这种产品，让它的价格变得最高；反之，中国如果想卖什么产品，就一定会把它卖到全世界，而且价格最低。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几分道理。中国庞大的人口总数，往往形成巨大的产品采购总量，这意味着将推高全球消费需求总额，而当今全球产品市场最欠缺的就是消费需求。中国巨大的购买力对于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复苏，也是生死攸关。

其次，中国的崛起肯定不能停留在WTO化上，而必须过渡到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上。无论在资本项目还是服务贸易或项目投资、金融贸易等方面，中国都必须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中国在法兰克福积极建设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这是影响巨大的一步，因为这将改变和再造国际金融结构与金融秩序。目前世界上很多与中国有双边贸易往来的国家，已开始直接用人民币结算。

第三，今年7月，中国曾试图采取反垄断的方式用德系汽车替代日系汽车在中国汽车市场的垄断地位，这一举动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中国在全球许多重要产品市场的发言权和规则制定权正在不断增强，这甚至会影响到全球的政治和军事格局。

各国经济全球化

有共同趋势

《华夏时报》：中国的战略可能面临的重大质疑是什么？如何让地区伙伴坚定地参与合作？

管益忻：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等对外经济新战略，许多相关国家肯定会瞄着美国脸色“一慢二看三通过”，而不敢一上来就表态太积极。例如中日韩自贸区，几经周折仍没能实现，主要原因就在中日钓鱼岛争端和春晓油田争端以及安倍政府的右翼倾向。安倍在本次APEC会议上终于争取见到了中国领导人，这虽使安倍得以向日本国内那些主张为解决日本经济难题而与中国缓和关系的利益集团有所交代，但接下来安倍必然要与奥巴马商量，以倒逼美国同意日本与中国妥协。而中日韩自贸区如果成功实现，必然对美国极为不利。因此，中日韩自贸区无论如何都必须成功实现。本次APEC会议上中日达成四项共识非常必要也非常正确，符合中国战略利益。

此外，应当看到，当今世界经济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任何一种产品都要通过一定的产业链、价值链实现目标市场利益，而这种产业链、价值链基本已经分布于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难以单独进行，否则就可能会效率低下或玩不转。

中国经济发展的全球化需求，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全球化需求，都是一样的。任何国家的经济都有一个特定的生态系统，原先这个系统是个民族概念，但现在，必须是全球村概念。这是必然的趋势。全球经济正在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制造业革命的阶段。我最近曾与海尔集团的张瑞敏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即如何看待全球制造业的发展及其世界格局等问题。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必然要求对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利用发展，那些不懂得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企业，将无法生存。从企业的经营模式，到每个国家的宏观政策，都要有所创新。

对于互联网的不断深入全面的运用，必然推动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未来云计算、宇宙云计算更要求加快中国与各国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步伐。未来中国的消费与投资的发展，都应该是买全球和卖全球，这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唯一正确的道路。或者说，邓小平提出的中国改革开放战略，正在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不受任何空间、地域的限制。

对于一些地缘政治问题，如果在地缘范围内解决不了，那就在全球化范围内加以解决。中日韩自贸区难以实现的问题，如果从全球村的角度去看就好解决。比如日本的产品，当然是卖给中国比卖给美国在经济上更合算。何况这其中还存在东亚文化与欧美文化的差异问题要考虑。再比如蒙古从中蒙双边贸易中获得的利益远超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这必然使得蒙古与中国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密。

中国经济的全球化也是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必然趋势。

中国

应把市场经济本质吃透

《华夏时报》：从国家宏观战略角度看，如何通过高度系统性地梳理各项改革举措与政策方针，使得中国的项目、产能、技术、货币与资本等方面的输出，能够融合为一体和相互配合，并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降低有关国家或地区的抵触情绪？

管益忻：首先，一个很大很严重的问题是，世界上有许多人总是不相信中国会和平崛起。从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从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到英国的日不落帝国皇家海军，到美国的侵朝战争，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是靠侵略起家的，但中国历史上从没有侵略过任何国家。

其次，中国应该加强宣传，全世界460座孔子学院应该更加注重宣传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

第三，要把中国国内的腐败问题与西方的腐败问题相区分，各自解决各自的腐败问题。现在有些“一带一路”上的国家担心带来“打老虎”的效应，但其实他们应该尽可放心。目前世界上像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这样大力度“打老虎”的国家还没有出现。

第四，对于中国的项目、产能、技术、货币与资本等方面的输出，应该充分发挥上合组织的作用。再往西走，欧盟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可能会设置阻碍。但时间久了，那些障碍将逐渐不复存在。所以，中国不必太着急，千万不要犯大国沙文主义错误。

第五，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入乡随俗，这一条很关键。这也是海尔集团和华为公司等一些中国企业在海外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

第六，关税问题如果通过各种自贸区形式解决，其中有些国家或地区总是要占些便宜的，对此中国应心中有数。

《华夏时报》：中国经济对外新战略的愿景虽然宏伟，但就目前中国的实力而言，是否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需要直面和解决的重要难题有哪些？

管益忻：中国有些企业在这方面准备充分，比如海尔集团、阿里巴巴集团等，他们在这方面没有问题。企业向外扩张的时候，一定要将自己的产业分为两块，一块是实体产业，一块是资本项目，或一块是产业资本，一块是金融资本。这两种资本的输出不一样。产业资本输出产品和服务，金融资本输出投资项目。将来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可能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现在看来，越是那些产能过剩的企业，越想对外投资，但却往往根本投不出去。

另一个问题是产品和技术的升级换代问题，这方面广东、浙江、江苏等地企业和山东部分企业没问题。今后中国制造业的对外输出，很可能主要不是制造普通的产品，而是制造机器人，即制造制造产品的机器。对于这个趋势，目前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相关中国企业没有看到，大约有百分之四五十的企业开始注意到这个趋势，真正看透的像张瑞敏这样的企业家可能不到三分之一。

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35年来52万亿GDP相当一部分是企业把农民放到生产流水线上产生出来的，所以，必须大幅度提高劳动者素质，必须将技术和产业紧密结合。此外，企业对于那些掌握丰富技术经验的老人，要采取梯型退休方式，让他们逐步退休而不是全面退休，并要安排人学习他们的经验技术。

对于那些准备输出资本的企业而言，企业自身结构必须要有大的调整和变化，以适应金融投资的实际需要。

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人民币国际化必须加快，沪港通是一种很好的办法。同时要加快发展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正在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相配套并快速发展。

《华夏时报》：中国的战略如何规避经济的和政治的风险？如何真正实现目标并获得应有利益？

管益忻：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把市场经济的本质吃透。市场经济说白了就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也就是交易的双方都是自由恋爱，而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要坚决打倒法海，千万不要政府干预。现在很多问题都是被政府干预弄坏了。所以，一定要把政经分开。

另一方面，要关注未来货币量化所可能引起的世界经济波动。货币量化本身似乎是个金融问题或经济问题，实际就是政治问题。

此外，要关注所购买的外国国债的风险问题。历史地看，世界上许多国家发行的国债，最后真正归还的几乎不多，多数是耍赖。所以，这方面的问题将来可能会是大问题。

在外贸汇率方面、跨国金融贸易方面等，都有好多问题需要逐渐摸索。

顶层设计重心

仍是中美关系

《华夏时报》：在整体战略和制度安排上，中国最高决策层还应有哪些系统的设计？

管益忻：首先还是要考虑顶层设计，其中头一个问题就是中美关系问题，然后是中美俄关系，中美俄日关系，重心还是中美关系。核心还是和为贵。有位美国经济学家曾说，购买每一美元中国产品，其中有55美分是美国的软件产品所产生。也就是说很多产品由中美两国共同制造。当今世界经济，在产业链上下游，有来自很多国家的东西交织在一起，很难严格区分。所以，决策层可能首先必须认识到中美之间和平友好关系的重要性。但有时候稍微有一点擦枪走火也不必大惊小怪。

而眼前很重要的问题是加快解决建立中日韩自贸区所面临的问题。中日韩自贸区能否建立，对于中国意义实在太重要。